为了找人，熊晓鸽还在香港、美国招聘过，结果来应聘的人要么不懂风险行业，要么不了解国情。
做风险投资的人都知道，如果达不到30%以上的年均回报率，自己的基金就很难筹到资了。从1993年到现在，IDG在中国共投资120家企业，投资额约2亿美金，年均回报率高达50%，而创下这项骄人业绩的，就是被誉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IDG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熊晓鸽。
从记者到风投家
熊晓鸽当初去美国本来是学新闻的。1986年，他进入波土顿大学攻读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才8个月就拿到学位，这时候，很多外籍留学生连语言关还没有通过。第二年，他进入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亚洲经济与商业管理博士学位，一边读书，一边做兼职记者。
毕业后，他在美国的卡纳斯出版集团做了记者，采访了很多在硅谷创业的华人企业家，还获得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美华协会“最佳新闻报道奖”和“留美最杰出青年”称号。“这些企业家愿意和我谈，因为他们需要找钱，而我所在的杂志是英文主流刊物，很多风险投资家看我们的杂志”，熊晓鸽回忆和风险投资的渊源，“我才知道风险投资还那么厉害。”就在那个时期，他结识了硅谷一些很大的风险投资机构，逐渐了解了这个英文简称叫“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的行业。
1991年，熊晓鸽第一次回国，在深圳碰到很多大学同学，他们满怀激情地想创业，但最缺的就是资金，“感觉很像硅谷，不过他们对风险投资几乎一无所知”，熊晓鸽当时还不知道，他自己的VC之路已经不远了。
不久，熊晓鸽投奔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旗下，他对亚太市场出版业的见解和开发计划受到董事长麦戈文的青睐。 巧的是，麦戈文曾在1989年底试着在中国投资了一个项目，叫“太平洋比特”，投了之后一点钱没赚，便让熊晓鸽去看看。“当时我并不知道麦先生也做风险投资，麦先生也不知道我对风投有所了解。”熊晓鸽发现项目在技术方面没问题，但是市场不对路，所以产品卖不掉。“得在国外找买主”，熊晓鸽拿定了主意，在美国参加了一场体育器材展销会，得到美国公司600台的订单，第一年便扭亏为盈，赚了近200万元人民币。
这一项目的成功让麦戈文眼前一亮，熊晓鸽也就歪打正着地开始了他的风险投资生涯，肩负起带领IDG开辟中国风险投资市场的重任。
一位风险投资家这样描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做投资的感觉：就像在过一条黝黑的隧道，前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凭着感觉往前摸索。
“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在中国做为时太早，我觉得可以小规模地做，毕竟中国会一天天更好，现在没有退出机制，但以后一定会有，人还是要赌明天会更好，而且中国还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走。”
庆幸的是，麦戈文和熊晓鸽的意见一致。怀着这样的信心，1993年，熊晓鸽代表IDG集团投资2000万美元与上海科委合作，成立了中国首家合资技术风险公司，他也因此被《纽约时报》评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不久，IDG先后在广州、北京、天津和深圳等地设立了相似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
寻寻觅觅VC路
早期做项目，没有管理团队，找不到管理人才，熊晓鸽就去找那些有科技背景、在国外接触过一点风险投资的留学生。
当时，麦戈文请来一家英国老牌风险投资的高级人员来中国考察，从深圳入境，到北京、上海转了一圈，结论是找不到管理团队。他们选人的标准是：必须有10年以上管理基金的经验，读过类似于哈佛、斯坦福这样名校的MBA，年龄在35岁～45岁之间。熊晓鸽说我们可以从低成本低姿态做起，他们说：“对不起，也许10年以后可以，但现在投资人不可能把钱给你们。”
为了找人，熊晓鸽还在香港、美国招聘过，结果来应聘的人要么不懂风险行业，要么不了解国情。
熊晓鸽第一个找到的是周全。周全是1984年熊晓鸽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生后去大连旅游时认识的。周全当时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读研究生。到了美国，熊晓鸽在卡纳斯做记者，周全恰巧就住在卡纳斯公司附近，于是熊晓鸽常常和他讲起采访风险投资的事情，两个人很谈得来。后来，熊晓鸽把周全请到了IDG。“我们有很多年的沟通基础，经历相似，互相认同。周全没读过MBA，没有管过公司，但是聪明，肯学习且具有不为常人所知的激情。”寻找合伙人和寻找投资项目有相通之处，没有共鸣是没法合作的。
从一个人也找不到到今天配合默契的8名合伙人，熊晓鸽最知道团队来之不易。“到现在，最值钱、最难得的是团队，这绝对是一支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团队”，熊晓鸽不无骄傲地说。8个合伙人分布在美国和中国的几个重要城市，对各地市场都很熟悉，大家每周通报，每月见面，沟通得很好。
如果你问熊晓鸽最得意、最成功的项目是哪个，他一定会说是下一个。 IDG的投资有两个特点，一是投资领域广投资数量大，IDG的投资领域遍及软件、网络、电信和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其中30家企业是各自领域的领导者，包括搜狐、当当网上书店、金蝶软件、速达、易趣、3721、百度在线、携程网、亚信、慧聪国际。
二是以早期投资为主。在中国做风险投资，最难的、最好的、也是中国最需要的，是早期投资，也就是在企业发展的最初阶段(种子期)进行投资，这时候投资风险大，但是一旦成功也会有不菲的获益。“IDG可能是中国惟一一家以早期为主的VC，我们经历了真正的从零开始直到IPO的全过程。”熊晓鸽说。
金融界、金碟、速达，都给了IDG10多倍甚至20倍的回报。因为IDG投得多，投得广，眼光也比较准故歉渌鸙C带来不少方便，他们从IDG投资的项目里挑选出即将上市的公司，跟着IDG投资，公司上市后，这些VC的回报率虽然不及IDG，但是时间短，效率高，风险也比较低。
风险投资行业有一句话：没有失败的VC不是好VC。IDG也有“走麦城”的时候。1994年，IDG花三百万美元投了一个生产降解塑料餐盒的厂家，他们生产的餐盒埋到土里1年后就能被吸收，降低了白色污染，是一个很好的环保概念。但是当时这个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产品因为价格高而不被市场接受。后来IDG只好赔本把股权卖给了别人。
还有一家上海公司，生产计算机使用的高效电池，它的使用时间比一般电池长，但是电脑公司就是不买，因为这类产品进入市场往往需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检验才能得到认可，和药品的生产有点类似。再加上管理的问题，项目也没有赚到钱。
回顾十几年的VC之路，熊晓鸽感言：“做风险投资，与其说是找项目，不如说是找人。”
这几乎是所有风投家的至理名言。在这个圈子里，投资失败的原因95%甚至99%都是因为投错了人，而不是投错了项目本身。为了选对人，熊晓鸽和他的团队用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来考察受资公司的管理团队，而考察其商业模式及盈利模式的时间只占到40%。
他们还会为了找到一个合适人选而长期追踪，比如金融界的CEO宁君就是周全几经周折从大连请来的。周全回忆说：“宁君当时可是软件销售的知名人士。”2004年10月，金融界登陆纳斯达克，IDG在该公司的投资预计将取得20多倍的回报。 这又体现出IDG合伙人多的优势。8个合伙人就是8名“伯乐”，他们所在的大城市本身就是很大的人才市场，又有高等学府，找起人来也就方便得多。
难舍传媒情结
据说熊晓鸽在拉斯维加斯旅游时连一美元的赌注都不肯下，而他所从事的风险投资偏偏是一项需要冒险精神的事业。他还常常说一句话：“人生最大的赌注是你自己，你要敢赌你的明天比今天好，这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是熊晓鸽式的激情，也是支持他十多年来在中国做风险投资的内在动力。回头看看这十多年的路，走得并不轻松，因为中国不比国外，没有良好健全的评估系统和退出机制;不过这条路走得很精彩，因为当今的中国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经济高增长，有全世界都羡慕的投资机会，这给了熊晓鸽迎接挑战的激情。
很多人问熊晓鸽，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成功的投资人。有人说，惟有激情和敏感才能铸造出成功、辉煌的VC，也有人说，真正做起交易来，少不了理性，毕竟理性的东西才能持久。熊晓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平衡，用IDG合伙人周全的话说，熊晓鸽是学文科的人中最具有逻辑思维的。他学文科出身，以前常常写诗弄文，天生是个激情澎湃的性情中人。到北京之后，经人指点读起了形式逻辑，把书看得倒背如流。这回可好，理性思考是没问题了，就是再也不会写诗弄文了，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点遗憾。
有一件事真的让熊晓鸽遗憾。十多年来，他看着无数人创业，帮助他们去创业，去实现梦想，但自己却没有亲自创业，“我扮演着教练的角色，但是却从来没有当过运动员，就好像培养了很多夺得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但是自己没有拿过金牌，这算是个遗憾吧。”
很多人不知道，虽然熊晓鸽做风险投资做得很有激情，很成功，但他的梦想却不在此。“我的梦想很坚定，就是在中国打造时代华纳那样的媒体帝国，打造中国式的时代华纳，为国人提供包括互联网、出版、会展、音像、电视、电影在内的全方位、专业化的信息服务，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这是让我最有激情的。”
做媒体出身的熊晓鸽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圈子。IDG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服务企业，在全球82个国家出版300多种刊物。作为IDG亚太区总裁，熊晓鸽具有出色的媒体运作能力，掌管着IDG在亚洲的60多家媒体，包括中国的许多电子行业刊物，比如《计算机世界》、《网络世界》、《微电脑世界》、《电子产品世界》、《通讯世界》等等。
去年，他还在母校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设立了两项个人奖项。一个是“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另外一个是“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前者“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主流大学以个人名义设立的第一个专业大奖，第一个获奖者是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
做风险投资的人都知道，如果达不到30%以上的年均回报率，自己的基金就很难筹到资了。从1993年到现在，IDG在中国共投资120家企业，投资额约2亿美金，年均回报率高达50%，而创下这项骄人业绩的，就是被誉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IDG全球高级副总裁兼亚太区总裁熊晓鸽。
从记者到风投家
熊晓鸽当初去美国本来是学新闻的。1986年，他进入波土顿大学攻读大众传播学硕士学位，才8个月就拿到学位，这时候，很多外籍留学生连语言关还没有通过。第二年，他进入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攻读亚洲经济与商业管理博士学位，一边读书，一边做兼职记者。
毕业后，他在美国的卡纳斯出版集团做了记者，采访了很多在硅谷创业的华人企业家，还获得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美华协会“最佳新闻报道奖”和“留美最杰出青年”称号。“这些企业家愿意和我谈，因为他们需要找钱，而我所在的杂志是英文主流刊物，很多风险投资家看我们的杂志”，熊晓鸽回忆和风险投资的渊源，“我才知道风险投资还那么厉害。”就在那个时期，他结识了硅谷一些很大的风险投资机构，逐渐了解了这个英文简称叫“VC”(Venture Capital：风险投资)的行业。
1991年，熊晓鸽第一次回国，在深圳碰到很多大学同学，他们满怀激情地想创业，但最缺的就是资金，“感觉很像硅谷，不过他们对风险投资几乎一无所知”，熊晓鸽当时还不知道，他自己的VC之路已经不远了。
不久，熊晓鸽投奔IDG(美国国际数据集团)旗下，他对亚太市场出版业的见解和开发计划受到董事长麦戈文的青睐。 巧的是，麦戈文曾在1989年底试着在中国投资了一个项目，叫“太平洋比特”，投了之后一点钱没赚，便让熊晓鸽去看看。“当时我并不知道麦先生也做风险投资，麦先生也不知道我对风投有所了解。”熊晓鸽发现项目在技术方面没问题，但是市场不对路，所以产品卖不掉。“得在国外找买主”，熊晓鸽拿定了主意，在美国参加了一场体育器材展销会，得到美国公司600台的订单，第一年便扭亏为盈，赚了近200万元人民币。
这一项目的成功让麦戈文眼前一亮，熊晓鸽也就歪打正着地开始了他的风险投资生涯，肩负起带领IDG开辟中国风险投资市场的重任。
一位风险投资家这样描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做投资的感觉：就像在过一条黝黑的隧道，前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凭着感觉往前摸索。
“当时大家一致认为在中国做为时太早，我觉得可以小规模地做，毕竟中国会一天天更好，现在没有退出机制，但以后一定会有，人还是要赌明天会更好，而且中国还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走。”
庆幸的是，麦戈文和熊晓鸽的意见一致。怀着这样的信心，1993年，熊晓鸽代表IDG集团投资2000万美元与上海科委合作，成立了中国首家合资技术风险公司，他也因此被《纽约时报》评为“中国引入高科技产业风险基金”的第一人。不久，IDG先后在广州、北京、天津和深圳等地设立了相似的风险投资管理公司。
寻寻觅觅VC路
早期做项目，没有管理团队，找不到管理人才，熊晓鸽就去找那些有科技背景、在国外接触过一点风险投资的留学生。
当时，麦戈文请来一家英国老牌风险投资的高级人员来中国考察，从深圳入境，到北京、上海转了一圈，结论是找不到管理团队。他们选人的标准是：必须有10年以上管理基金的经验，读过类似于哈佛、斯坦福这样名校的MBA，年龄在35岁～45岁之间。熊晓鸽说我们可以从低成本低姿态做起，他们说：“对不起，也许10年以后可以，但现在投资人不可能把钱给你们。”
为了找人，熊晓鸽还在香港、美国招聘过，结果来应聘的人要么不懂风险行业，要么不了解国情。
熊晓鸽第一个找到的是周全。周全是1984年熊晓鸽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生后去大连旅游时认识的。周全当时在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读研究生。到了美国，熊晓鸽在卡纳斯做记者，周全恰巧就住在卡纳斯公司附近，于是熊晓鸽常常和他讲起采访风险投资的事情，两个人很谈得来。后来，熊晓鸽把周全请到了IDG。“我们有很多年的沟通基础，经历相似，互相认同。周全没读过MBA，没有管过公司，但是聪明，肯学习且具有不为常人所知的激情。”寻找合伙人和寻找投资项目有相通之处，没有共鸣是没法合作的。
从一个人也找不到到今天配合默契的8名合伙人，熊晓鸽最知道团队来之不易。“到现在，最值钱、最难得的是团队，这绝对是一支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团队”，熊晓鸽不无骄傲地说。8个合伙人分布在美国和中国的几个重要城市，对各地市场都很熟悉，大家每周通报，每月见面，沟通得很好。
如果你问熊晓鸽最得意、最成功的项目是哪个，他一定会说是下一个。 IDG的投资有两个特点，一是投资领域广投资数量大，IDG的投资领域遍及软件、网络、电信和互联网等新兴行业，其中30家企业是各自领域的领导者，包括搜狐、当当网上书店、金蝶软件、速达、易趣、3721、百度在线、携程网、亚信、慧聪国际。
二是以早期投资为主。在中国做风险投资，最难的、最好的、也是中国最需要的，是早期投资，也就是在企业发展的最初阶段(种子期)进行投资，这时候投资风险大，但是一旦成功也会有不菲的获益。“IDG可能是中国惟一一家以早期为主的VC，我们经历了真正的从零开始直到IPO的全过程。”熊晓鸽说。
金融界、金碟、速达，都给了IDG10多倍甚至20倍的回报。因为IDG投得多，投得广，眼光也比较准故歉渌鸙C带来不少方便，他们从IDG投资的项目里挑选出即将上市的公司，跟着IDG投资，公司上市后，这些VC的回报率虽然不及IDG，但是时间短，效率高，风险也比较低。
风险投资行业有一句话：没有失败的VC不是好VC。IDG也有“走麦城”的时候。1994年，IDG花三百万美元投了一个生产降解塑料餐盒的厂家，他们生产的餐盒埋到土里1年后就能被吸收，降低了白色污染，是一个很好的环保概念。但是当时这个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产品因为价格高而不被市场接受。后来IDG只好赔本把股权卖给了别人。
还有一家上海公司，生产计算机使用的高效电池，它的使用时间比一般电池长，但是电脑公司就是不买，因为这类产品进入市场往往需要经过几年的时间检验才能得到认可，和药品的生产有点类似。再加上管理的问题，项目也没有赚到钱。
回顾十几年的VC之路，熊晓鸽感言：“做风险投资，与其说是找项目，不如说是找人。”
这几乎是所有风投家的至理名言。在这个圈子里，投资失败的原因95%甚至99%都是因为投错了人，而不是投错了项目本身。为了选对人，熊晓鸽和他的团队用超过一半以上的时间来考察受资公司的管理团队，而考察其商业模式及盈利模式的时间只占到40%。
他们还会为了找到一个合适人选而长期追踪，比如金融界的CEO宁君就是周全几经周折从大连请来的。周全回忆说：“宁君当时可是软件销售的知名人士。”2004年10月，金融界登陆纳斯达克，IDG在该公司的投资预计将取得20多倍的回报。 这又体现出IDG合伙人多的优势。8个合伙人就是8名“伯乐”，他们所在的大城市本身就是很大的人才市场，又有高等学府，找起人来也就方便得多。
难舍传媒情结
据说熊晓鸽在拉斯维加斯旅游时连一美元的赌注都不肯下，而他所从事的风险投资偏偏是一项需要冒险精神的事业。他还常常说一句话：“人生最大的赌注是你自己，你要敢赌你的明天比今天好，这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
这是熊晓鸽式的激情，也是支持他十多年来在中国做风险投资的内在动力。回头看看这十多年的路，走得并不轻松，因为中国不比国外，没有良好健全的评估系统和退出机制;不过这条路走得很精彩，因为当今的中国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经济高增长，有全世界都羡慕的投资机会，这给了熊晓鸽迎接挑战的激情。
很多人问熊晓鸽，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成功的投资人。有人说，惟有激情和敏感才能铸造出成功、辉煌的VC，也有人说，真正做起交易来，少不了理性，毕竟理性的东西才能持久。熊晓鸽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了平衡，用IDG合伙人周全的话说，熊晓鸽是学文科的人中最具有逻辑思维的。他学文科出身，以前常常写诗弄文，天生是个激情澎湃的性情中人。到北京之后，经人指点读起了形式逻辑，把书看得倒背如流。这回可好，理性思考是没问题了，就是再也不会写诗弄文了，不知道他会不会有一点遗憾。
有一件事真的让熊晓鸽遗憾。十多年来，他看着无数人创业，帮助他们去创业，去实现梦想，但自己却没有亲自创业，“我扮演着教练的角色，但是却从来没有当过运动员，就好像培养了很多夺得奥运会金牌的运动员，但是自己没有拿过金牌，这算是个遗憾吧。”
很多人不知道，虽然熊晓鸽做风险投资做得很有激情，很成功，但他的梦想却不在此。“我的梦想很坚定，就是在中国打造时代华纳那样的媒体帝国，打造中国式的时代华纳，为国人提供包括互联网、出版、会展、音像、电视、电影在内的全方位、专业化的信息服务，帮助他们提高生活质量。这是让我最有激情的。”
做媒体出身的熊晓鸽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圈子。IDG是全球最大的信息服务企业，在全球82个国家出版300多种刊物。作为IDG亚太区总裁，熊晓鸽具有出色的媒体运作能力，掌管着IDG在亚洲的60多家媒体，包括中国的许多电子行业刊物，比如《计算机世界》、《网络世界》、《微电脑世界》、《电子产品世界》、《通讯世界》等等。
去年，他还在母校美国波士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设立了两项个人奖项。一个是“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另外一个是“熊晓鸽亚洲报道年度记者奖”。前者“熊晓鸽新闻终身成就奖“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主流大学以个人名义设立的第一个专业大奖，第一个获奖者是美国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特德•科佩尔。